刘瑞春工作的半径越来越短了。

身为一名工龄10余年的农机手，这个中年人曾开着收割机从安徽滁州来安县的老家辐射开来，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和中原腹地都是他的目的地。一年有大半时间，他都开着收割机在中国地图上“画圆”。

最近几年，这个圆越缩越小了。刘瑞春很敏锐地注意到家乡土地上正发生的剧烈震动，大量农村年轻人外流，劳动力结构断档，留守的老人无力耕种，土地抛荒又流转的剧情不断上演。

小有积蓄的他决定改变身份，承包起家乡的土地，成为一名种田大户。

投身这个领域前，刘瑞春信心满满。自己出身农村，从小种地干活，如今无非是承包的土地亩数从两位数涨到了三位数，要做的事应该差不了多少。

很快，这个40岁出头的中年人就摔了跟头。在高标准农田打造的过程中，开回老家的农机跟不上时代了，他的钱包也捉襟见肘。仓储、灌溉、用电、农资使用、人员培训管理，问题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挑战着这个在田地里长大的农民的思维。

这场发生在土地上的剧烈震动也在催促着他改变、进步。

如今，6年过去，他学会了使用互联网工具，利用农村互联网金融，熬过了最难的日子，也彻底从脸朝黄土的农民转型成了新一代种田大户。这是一个新兴的群体——随着土地流转，上亿农民中一部分农资店店主、农机手、有积蓄的农民等正在分化出来。

专注于土地规模化种植领域，向可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农分期”见证了这个群体的萌发。创始人周建表示，“农分期”想做的就是介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帮助新一代“农场主”成长、蜕变。

被土地流转的趋势推着完成了分流，职业化的人活下来，不顺应潮流的都被市场撵走了

把钱砸进地里之前，刘瑞春其实没想太多。这个留着一头短发身材健硕的农机手只是单纯心疼家乡那一片片抛荒的土地。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儿了。每次开着收割机回到老家，他总能看到地里那些弯曲的身影，一群老人还舍不得家里的地，拼命用越来越衰老的身体追赶着农时。前些年农忙时，老人还能打电话叫回子女帮忙，但这几年大城市的工厂管理越来越正规，也没人愿意请十天半个月的假再回老家做农活了。

刘瑞春成了镇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人喊做“刘大胆”的他一口气承包了300亩土地。他心里盘算着，自己作为专业的农机手，不仅有技术支撑，还省去了过去自己跨区域作业的不稳定性，这门生意很是“稳妥”。

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同县的袁其勇也几乎在同一时段包下了几百亩土地。转型之前，他是一家农资店的老板，收入稳定，瞄准这块“沃土”后，他拿出了30万元投资，预备在土地上干一番事业。

可现实远远没有他想的简单。

钱刚投进去，问题就来了，土地规模化运营后，他发现自己的土地在平整度上存在问题，此外，烘干房、打药机、插秧机、水电设施整改也摆上了台面，土地就像一只饿坏了的巨兽，胃口大得惊人。

一开始是金钱，后来慢慢地，他的时间和精力也被这只巨兽吞了进去。

厂房的工作人员一天好几个电话打给在县城开商铺的他，一会儿是问打什么农药，一会儿是缺水了，一会儿又是施肥出了问题。有时候他在电话里多问几句，雇来的员工也说不清楚具体情况。

那时，他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包下土地，想当甩手掌柜太难了。“杂草生长很快，三四天不看，稻田就荒了。”袁其勇说，种田这事儿一天也不能耽误，他翻出书本，继续学习农业知识，分辨杂草的类型，了解除草剂的区别，又开始自己下田，每天巡逻了解稻田的长势。

“你请的员工不说专业与否，也很难尽心，不自己亲自看一看，好多问题都发现不了。”他换下了衬衣和西裤，把县城的店铺转租出去，穿惯了军绿色的解放鞋，以及沾着泥土星子的T恤和外套。

他的皮肤晒黑了好多，家也几乎安在了农田边。

刘瑞春有着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自己几乎是被土地流转的趋势推着完成了分流。这个趋势下，职业化的人活了下来，不顺应潮流的都被市场撵走了。

曾有村里的能人承包了几千亩地，规模很大，农场建设得很是漂亮，还雇了几个员工。承包土地的能人当了甩手掌柜，自己的事儿照忙不误，也不怎么过问土地。后来，“管理混乱，稻子直接被人拉跑了”。还有外地的种田能手带着积蓄信心十足地跑来租地，却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条件，自己的种植经验完全派不上用场。

“这不是有钱就能干的事儿。”他总结道，这个行业风险很大，过去的经验统统需要更新改进，技术把控、员工管理、风险控制、市场调研，甚至财务管理都需要系统地重新学习。

袁其勇认为，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技术。“每一块田都需要在脑袋里有印象，得知道是啥样子，草相如何，肥沃与否，能不能存水，等等。没有这些概念，不可能种好田的。”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农资店店主，熟知化肥和农药是他的优势。这几年，他遇到过五花八门的求助。有种田大户买除草剂只买贵的，还有人认不出来杂草的种类，上网也分辨不清楚，就拔了一堆跑到他那儿去问，问清楚了再买上东西折回。一来一去，时间又浪费了。

他曾看到过一个老板投资失败的全过程：风风火火地砸钱，包了地、买了农机，可很多投资都没能“把钱用在刀刃上”，买来的农机也并不实用，后来资金链断裂，找不到人干活，杂草开始疯长。

等到老板带着借的钱回来时，杂草已经占据了田地，大片农田就这么活生生地拖废了。

职业化推进还有长长的一条路要走，经验、资本、人才的匮乏不仅让种田大户头疼，也亟待整个行业直面解决

投身农业大规模种植6年，袁其勇见惯了种田大户的洗牌、淘汰，也发现了许多他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细节。

比如农药的使用。千金子和稗草两种草的长相十分相似，一般得到成熟期才容易区分，许多种田大户在初期时都难以分辨，有的人没辙了，只能扯下一大把跑到农资店，请店主辨认后再买合适的农药。

“但很多卖农药的人其实自己都搞不清楚。”袁其勇直言不讳。这个浸淫农资销售10余年的老板说，买回不合适的农药，只会药不对症，不仅浪费钱更损伤土地。“这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他说，许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依旧只凭经验行事，缺乏专业知识，以前十几二十亩地还只是小打小闹，不会亏太多。但现在承包的地多了，一不留神用错了药，很可能赔得血本无归。

累计服务土地收益面积达300万亩、 覆盖种田大户近40万的“农分期”，也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画像，他们发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一群平均年龄47岁、智能手机普及率只有30%的种田大户。

技术，成了一个关键点。

曾在上海当过白领的刘瑞春很清楚，在大城市开个公司，可以雇佣总经理和技术人员，有钱就能推进。可在农业生产这个领域，“除了农委等相关部门有技术人员，业内普遍缺少优秀的技术人员”。

他家里的一个小辈考进了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系，他兴冲冲地跑去道喜，可对方告诉他，这行业太苦了，知识面广，还要常常下地，自己以后不会干的。

不仅是技术人才的匮乏，在农忙时节，人员招聘也是一件难事。“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也没法管。大几十号人，很难管理。”袁其勇说，尤其是夏天高温时，还要雇人下地打农药，“你自己都受不了那种气温，何况是植物。”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好不容易招来了人，干一天，太苦了，第二天就不想来了。

“工人还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走了，效率低了，还不得不用老人，不用，就彻底没人了啊。”他说。

刘瑞春已经从更深的层面感知到了如今农村土地人才匮乏的现状。他招不到足够优秀的农机手，只能自己手把手教，就这，学徒还都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了。有时候太忙，想找人帮忙整理一下账目也是难事，他想来想去，只能跑到县城去请会计。

此外，因为大型机械操作的难度，他还要合理配置农机的使用，在自己农闲时，尽可能让农机手开着机器继续去别地工作，贴补收入，让钱跟得上农机损耗的速度。

回顾这个过程，他感觉自己累了，黑了，憔悴了，比起过去连农闲的时间都没了。可同时，自己也“一点一点在变得专业”，“像被推着往前进步发展”。

这个农民坦承，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种地种着种着还需要请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甚至还会搞出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机手队伍。

产业的发展总是轻而易举地撬动相关人群。徐州铜山的农民孙磊以前也是个农机手，在他眼中，因为土地流转导致的规模化运营，对农业耕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短时间内满足大片土地的耕种，唯有马力高的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诉求。

机器解放了他的双手，也把这个40岁出头的农民拽上了这条发展之路，想要继续发展，就要不断更新换代，丰富数量和类型，满足不同土地耕种的需求。

刘瑞春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种田大户都在被改变着，被推进着成为真正的职业农民。

但他也认为，职业化推进还有长长的一条路要走，经验、资本、人才的匮乏不仅让这些种田大户头疼，也亟待整个行业直面解决。

因为人数变多，他不得不恶补财务知识，学习如何发工资、签合同。如今，带领七八个工人的他甚至给农机手开出了条件——可以拿钱入股换机器开，也可以拿固定的年薪制。

尽管如此，人员流失还是他所担心的问题。有时，一个成熟的农机手刚刚培养出来，说不干就不干了，他也没啥办法，只能自己晚上加班加点下地干活，来挽回一些时间。

曾有一次，工人下班了，为了赶时间，他自己又开着摩托车下地了，可天黑路滑，他一跟头摔进了地里，顾不上疼，他紧赶慢赶把活儿做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摔伤的地方衣服和血肉粘在一起，他拿水泡了泡，一把扯开，鲜血直流。

第二天清晨，他又从稻田旁那个简陋的、只有座椅和床的“家”，出发了。

如何在这片广袤的“蓝海”扬帆起航

刘瑞春这几年变了很多，最大的特点是皮肤黑了，开着农机下一次地，回来时，脸上永远裹着灰，只有牙齿是白的。

袁其勇最大的感受，是收获。底下工人啥不会都得自己去看看，机子坏了得自己搞，机械也略知一二，更别说农资和管理了，在过去，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资店老板，这几年种地的经历让他丰富了自己的阅历，辛苦但也有收获。

这个说自己快“十项全能”的农场主已经习惯了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中下田查看，再满头大汗地回屋，也习惯了让家里人能吃到最放心的粮食和蔬菜。

他是一个科技农业践行者。为了进一步减少人力资源波动对土地的影响，他还购置了最新款的自走式喷雾器用于撒药。

发展的历程中，袁其勇很想感谢的，是“农分期”对他的帮助。更换农机、购买农资、修整土地时，缺钱是一种常态，通过多次沟通和了解，“农分期”向他前后贷款几十万元，且都能在丰收时节还款。此外，多项新农机的购置也彻底摆脱了过去赊销的局面，他可以选择质量最好的品牌，由“农分期”负责购买，他则分批还款给对方。

这也是周建乐于看到的局面，2013年，他创立的“农分期”正式以互联网金融为工具介入了这片广袤的“蓝海”。在他的设想中，公司要专注土地规模化种植领域，集中于农机、农资市场，围绕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向可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这一服务绝不仅仅是借钱而已，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都有所涉及，甚至包括化肥的使用、农机的选择，以及农机手的协调等。

此外，农分期的贷款周期一般是3~5天，基本是上午采集用户资料，下午做审核，最快第二天就能够审批成功。时间缩短了很多，农民也不用担心耽误农活儿。同时，根据用户的自身情况，制订出合理的贷款额度。

如今，“农分期”开始了更多的尝试，它试着跳出经销商合作模式，从农资切入，从厂家直接拿货供给农户，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采购方的议价能力。

眼下，袁其勇的生意逐步走向了稳定。他唯一发愁的，是事业的继承。还在上学的儿子来过几次，后来再怎么说也不愿意来了，反而劝他“别那么辛苦”，这个孩子眼里留下的，是父亲操劳的身影，身为农场主，却还要细细碎碎管理农资、技术、销售等各个层面。

“太晒太苦了，都没个周末，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孩子嘟囔着。

袁其勇的烦恼触动了周建，在他的设想里，“农分期”将会介入更深的层面，“未来我想通过拼图方式，在金融基础上，嵌进流通、农业服务，来满足农户的生产流通需求。让农户只管田，其他的农资、技术、卖粮我都替你解决。”

这是周建事业的规划，也是他对新一代种田大户这个群体和农业最深的期待。（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