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扬州朱自清故居，记录着这位散文大家凄惨的晚景：1948年8月12日，长期三餐无着的朱自清因胃穿孔而逝世。在世时，朱自清一家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人的“救济粮”，他的妻子、齐白石的弟子陈竹隐靠卖血养活家人；临终时，朱自清全家的钱只有6万元法币，而彼时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买一斤玉米面就需要法币100斤。

　　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一件高99厘米、重152千克的青铜鼎，鼎腹上部是共计560字的《告别田赋》铭文，其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这位“农民的儿子”是河北灵寿县的王三妮，“告别田赋”之后，他们家不仅不用再交每年532元的农业税，还能领到216元的补贴钱。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的脱贫攻坚责任书陈列于此，一份份正红色封面、金黄色党徽的“军令状”里，写明了2014年的脱贫人口底数和此后每年的年度减贫计划。2020年底，如山之令一一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2023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6396元。

　　从贫穷的历史走来，一步步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在新中国的任务簿上，让万顷沃野遍地流金，让亿万农民过上富裕富足的好日子是其中的“光荣一页”。

　　争取温饱的漫漫征程

　　翻开史书，贫穷与饥饿是相当长历史时期里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直至近代仍是压在黎民百姓身上的梦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尚未召开一大会议，5月19日的《申报》记载，“今年春天以来，北方持续干旱，饥荒愈发严重……记者所到之处，树皮被剥光吃净，沿途饿毙者无人掩埋，暴尸荒野。田内禾苗枯死，不见绿色。村镇人烟稀落，房屋颓败，一片凋敝景色。”

　　1947年，近代中国史上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饥肠辘辘的朱自清于6月21日在《大公报》刊文《论吃饭》，其中写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而“苏北的饥民群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

　　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国人每天的食物以克为单位计：粮食572克、油料13克、水产品2.3克，全国灾民约4000万人。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称：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就是贫穷与饥饿，断言包括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在内，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能解决如此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倏忽七十五载，饥饿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温饱也成为渐行渐远的词汇，历史证明美国所谓的预言实属梦呓。在任何一个平常的夜晚，厨房里、餐馆中，以及外卖小哥的保温箱里，各色美食满满当当。举头遥望星空，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的中国美食同样琳琅满目，食谱上的主食、副食连同饮料多达百余种。

　　争取温饱，一边要人人省着吃，一边要抓紧种粮食。“九二米”“八一面”，就是用100斤糙米或小麦碾磨出92斤白米或81斤白面，保留下更多谷胚来，1年可节约粮食8亿斤，多养活200万人。1949年的中国旱涝不绝、蝗虫遍地，仅水灾一项被淹耕地就超过1亿亩，“一五”时期各地大兴水利，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争取多打粮。

　　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发展，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吃饭、住房、医疗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如果说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因不同时期物价有别，尚不足以说明这种生活的改善，那么人均预期寿命无疑是有足够说服力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5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约36.5岁，到1980年时就达到了“人人年近古稀”的67.8岁。

　　1979年初秋，湖南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张家塝生产队马上要开始“双抢”（抢收庄稼、抢种庄稼）了。队员陈云庆到广东去看望当兵的儿子，此时刚刚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消息——“广东那边分田到户了”。生产队长与队委会仔细追问、连夜开会，确定了“包干到户”的计划，张家塝生产队由此成为湖南第一个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双抢”结束后，张家塝队的社员们家中第一次有了余粮。这股浪潮很快覆盖整个湖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散了笼罩在三湘大地上空的饥饿阴霾。

　　从安徽小岗村到湖南张家塝生产队，源自农村的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家庭经营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中国人迅速填饱了肚子，彻底地告别了饥饿，“穿暖吃饱”的温饱梦照进了现实。

　　迈向小康的奋进脚步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解决温饱问题后，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新的历史性课题。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田园生活的诗意集中体现在乡村民居上方的袅袅炊烟里。住房，也凝结着亿万农民的小康梦。然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相当多的农民而言，居有其所是最真切而又遥不可及的梦。在整个50—60年代，农村大部分人住的是草房、木屋、窑洞或者土坯房，年久失修、漏雨透风者遍地都是。70—90年代，手中有了闲钱的农民，开始急切而又朴素地盖房筑屋，低矮的泥巴房逐渐被砖瓦平房所取代。再到近二三十年，钢筋混凝土浇筑起很多农村一栋栋两三层的小楼，在花园式院落衬托下俨然别墅一般。中国农民实现了从“忧居”到“优居”，从“移居”到“宜居”的巨大跨越。

　　住房的变迁折射着农民钱袋子日益鼓了起来。经济学上，一般用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的富足程度。恩格尔系数即用在食品上的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比值越高，说明钱都花在了吃饭上，日子也就过得越穷。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7.5%，更大规模的农村家庭则高达67.7%。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续迈过千元、万元大关，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2.4%——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界定，即这个比值在30%~40%属于相对富裕，下降到30%以内即为富足，中国农民距离国际公认的“富足”生活只有一步之遥了。

　　比起收入总值，消费占比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农民收入结构的变迁更为深刻。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由于重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农业农村积累向工业和城市转移，农户的收入少得可怜，更无结构可言。改革开放后，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有了工资性收入，且这部分的占比越来越高，及至2013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达到4025元，第一次超过了家庭经营纯收入。再到2023年，约2.97亿农民工在城务工，月均收入达到4780元。

　　以王三妮铸“告别田赋鼎”为一张历史的切片，其背后正是以“逐步免除农业税”为标志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时代的到来。王三妮一家除领取粮食直补外，还享受新农合、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农资综合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亿万农民如王三妮家一样，收入结构中又增加了一份转移性收入。

　　一份份收入相加，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691元，其中因各项惠农政策而获得的转移净收入就有4557元。

　　奔向富裕的美好明天

　　随着脱贫攻坚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的完成，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与土陶相伴40余年的非遗传承人母先才，将原本40平方米的加工坊变为400多平方米的土陶馆。花茂村原来叫“荒茅田”，曾经是一个“出行难、饮水难、村民增收难”的典型贫困村。脱贫之后，母先才的土陶馆也迎来了新生，实体店的生意很红火，线上电商和直播渠道也是越辟越广。

　　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时距离《申报》刊登“大饥荒”一文已过去百年，距离朱自清在《大公报》慨叹“吃饭难”也转眼七十多载。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明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个特征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凝结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东梓关在富春江的东岸，钱塘江到富阳而一折，自此以上，为富春江，已经将东西的江流变成了南北的向道。轮船在途中停了一二处，就到了东梓关的埠头。”1932年，郁达夫从家乡富阳坐船到东梓关养病，并写下小说《东梓关》。如今，越来越多的循着郁达夫的文字来到东梓关村，非为养病，而在养心。

　　得益于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东梓关村不仅完整保留了古村传统风貌，而且实现了美丽转身。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东梓关村民打开了向着富裕迈进的大门，发展观景民宿、富春江摄影、古琴工作室、康养医德馆，日渐丰富的业态给东梓关村带来了人气与活力，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从《礼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愿景，到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胸怀，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期待，古往今来，中国人追求共同富裕的脚步从未停歇，但几乎都如遥不可及的梦境一般，从未像今天一样可以如此真实地触摸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天的中国，亿万农民将张开他们勤劳的双手，与共和国一同拥抱富裕的日子。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琭璐 王帅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被废除，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

　　1979年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

　　1991年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这一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已小于60%，城乡居民生活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

　　2000年

　　全国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达95.6%，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

　　2003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和推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即“千万工程”——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2006年

　　废除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全面实施“金农”“三电合一”“信息化村示范功能”三大工程。

　　2007年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国务院决定，2007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12年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2015年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021年

　　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