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9月29日，四川省民政厅联合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局召集66家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召开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座谈会。 赵磊 摄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违规增设行政许可程序，行业协会依附行政权力借机敛财，协会内部管理混乱，企业群众投诉未果反遭威胁……近日，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四督查组在成都核查暗访时发现，成都市即时配送道路交通安全协会（以下简称“即时配送协会”）存在不少问题。

　　行业协会商会本该发挥联系政府、企业、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服务企业发展、反映行业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加强行业自律。但近年来，由于生存能力不足、培育扶持力度不够、部门综合监管机制不健全，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乱摊派、乱强制现象时有发生。类似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如何堵塞漏洞，让广大市场主体享受改革红利？

　　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需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设卡收费难倒众多快递外卖企业

　　“先去找即时配送协会备案，才可以办理。”成都外卖企业如果前往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2021年1月6日，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下发文件，将“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作为快递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

　　从提交承诺书、实车照片等材料到上牌完毕反馈报备，为了3807辆电动自行车，5家企业不得不走完了这套繁琐流程，徒增负担。

　　更有甚者，部分企业负责人在办理过程中，被即时配送协会秘书长何某按每辆车120元的标准索要费用，且不提供任何收费凭证。某企业起初拒绝缴费，僵持了1个多月后，不得已妥协交了7.2万元，随后又耗了1个多月，才办理完毕。

　　上述问题曾被多次投诉，但协会却屡受“庇护”、依然故我。2021年7月，某企业负责人颜某向该市交通管理局局长信箱投诉，有关负责干部将颜某与何某约到一起当面沟通。问题没解决，颜某的身份反倒暴露了。气焰嚣张的何某甚至威胁道：“做生意要适应规则，不然很麻烦，得学会低头做人。”

　　“收这么多钱也没给企业提供什么服务。”会费收取标准过高，则是另一“槽点”。据了解，该协会除会长李某、秘书长何某外，只有1名工作人员，无固定办公场所，相关材料往来都是通过快递，见面则约在公共场所。初步调查显示，协会存在不明收入150万元，其中100万元已转入李某的个人账户。

　　“我们首先是关心这5到6万的骑手，政府和企业来关心帮助他们的话，我相信交通秩序会更加有效地进行，就不会成为城市的一道伤疤，它应该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去年11月29日，在即时配送协会成立大会上，李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协会成立的初衷，本为依靠行业组织力量推动规范管理，以行业自律、政企共治的形式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确保配送人员守法上路，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结果却事与愿违。

　　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在线索移交后，四川省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专班深入核查、部署整改。

　　种种评奖活动看似单纯，实则是个别行业协会商会的“聚宝盆”

　　小小一块铭牌，成本不过20余元，到了山东省潍坊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收费标准便陡升至70元。正是凭借对全市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铭牌制作业务的垄断，仅2016年7月至2020年6月，该协会共收取此项费用76.09万元。其垄断地位，恰恰来自有关部门的委托授权。

　　组织企业到指定机构检测并获取服务费分成；要求企业加入协会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否则扣减信用评价分数；按照企业进行产权备案的设备数量、类型及事项收取服务费用……透过各地曝光的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依托行政机关委托事项”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依托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事项，要求企业到指定检测公司检测。企业如果不“就范”，在申领环卫车辆牌照、享受购置税收减免政策等方面都会受到阻碍。协会则以服务费名义获取40%-50%的检测费分成，2016年至2020年共获取207.37万元。

　　福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要求，省内承担人防工程建设监理任务人员必须在福建省人防工程监理协会参加培训。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该协会依托省人防办该项要求，收取培训费共计442.24万元。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明确指出，“严禁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利用行政资源强制收取费用等行为”。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再度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明确规定，“行业协会商会不得依托行政机关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市场主体参加会议、培训、考试、展览、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或接受第三方机构有偿服务”。上述行为，显然与规定不符。

　　事实上，尽管国家明令“全国性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由业务主管单位按归口分别请示党中央、国务院……不得向评选对象收取任何费用”，然而，违规收取评比达标表彰费用仍然成为行业协会商会敛财的又一重要手段。

　　今年初，北京市民李先生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流通协会2020年12月违规颁发了冠以“中国”字样的奖项。经核查，该协会颁发的“中国大件物流2020年‘终身成就奖’”等奖项，涉及100个企业或个人，均未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也曾出现类似情况。武汉市市政工程金奖评选活动、河南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竞赛评比活动、辽宁省信息通信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发表评比活动……种种评奖活动看似单纯，实则是个别行业协会商会的“聚宝盆”。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在相关通报中措辞严厉：“一些政府部门在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中，利益链条依然牢固，变换手法巩固、维护甚至扩大既有利益格局的惯性依然很大，一些协会商会依托行政机关或利用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依然突出，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仍然存在漏洞。”

　　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由于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力度不够，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

　　“由于历史等原因，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过去由政府主办、主管，或者挂靠在行政机关、部门，存在着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自律性不强等突出问题。”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曾表示，部分行业协会商会打着政府旗号搞垄断、乱作为、不作为甚至乱收费等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市场主体和企业负担。

　　从大督查揭露出来的问题看，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由于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力度不够，通过形形色色无序、无度的手续、资质、认证，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严重制约市场活力，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背离了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制定会费标准程序不规范，没有经过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有的会费标准档次过多，有买“官”卖“官”之嫌；有的会费标准过高，有较多结余；有的随意拉赞助、搞冠名，增加企业负担；有的总会和分支机构多头重复收费；有的经营服务项目（培训班、展销会、展览会）名不符实，收费标准不合理，多收费少服务，甚至只收费没服务；极少数协会商会利用评比达标表彰搭车收费，借助行政影响力强制收费等，加重了企业负担，扰乱了市场秩序。

　　近年来，为了消除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瓶颈，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的脱钩改革试点工作正加速推进。但脱钩并不意味着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性就会加强，也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部门的约束和监管。

　　“改革深化阶段，要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而简政放权后必然要求行业协会商会承担大量自律性行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行业协会商会要有‘断奶’的勇气，放弃对行政权力的依赖，以能力赢得会员和政府的信任，成为真正的独立主体。”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郭道久指出，监管部门要改变以行政管控手段来干预行业协会商会内部事务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通过制定评价标准体系、规范购买公共服务行为等形式，以法律规范来约束其行为。同时可以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市场、社会行为进行监督评价，督促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减少寻租腐败的机会。

　　推动主管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监督管理，专项整治行业协会商会乱象

　　“我不应该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旅游活动，我会主动退赔相关费用，诚恳接受组织处理……”近日，江苏省太仓市纪委监委针对行业协会专项治理中发现的某艺术馆公职人员陈亮违规参与旅游安排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并依规依纪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近年来，行业协会商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与政府公职人员的交往和联系增多，廉政风险也随之增长。

　　“问题主要集中在兼职取酬、利用职权输送利益、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随意任性、浪费挥霍财政补助和‘四风’隐形变异等方面。”江苏省常熟市纪委监委第二审查调查室主任吴智益告诉记者。

　　比如个别领导干部在协会商会中任（兼）职，报销与工作无关的费用；有的违规将依法取消的行政机关收费项目转移给协会商会收取，授意或默许主管的协会商会开展与本部门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进行利益输送；有的向未获法律授权的协会商会转移职业资格资质认定、认证、评比、达标、表彰等职能，谋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利用协会商会设立“小金库”“账外账”，违规报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费用或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等等。

　　“种种乱象，都和行业主管部门有关。或是‘脱管’，在履行管理职责中不作为、乱作为，出现监督管理‘真空’；或是‘乱管’，滥用职权，干预和插手协会商会具体运营管理活动，妨碍其健康发展。”常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薛啸说。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政治引领作用，把监督融入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之中。开展社会组织纪律监督工作，就是推动监督下沉落地的有力实践。

　　根据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有关要求，常熟市纪委监委聚焦律师违法违规执业、与司法人员不正当交往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既查司法人员违规违纪问题，又同步查与其交往的律师的问题；既查在职司法人员在律师协会违规兼职问题，又同步查离任司法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担任律所法律顾问等情况。

　　针对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会长、法人以行业协会商会名义“围猎”党员领导干部、获取竞争优势等问题，常熟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佳认为，“会长入口关选拔关教育关不严、行业自身管理约束欠缺、内控机制不健全、政商交往失度、警示教育力度不够等是关键所在。”

　　在薛啸看来，行业主管部门应落实好主体责任，把好行业协会商会“带头人”入口关，不仅要看行业影响力、行业地位，更要注重政治素质、德行品质等；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议事决策、内部审计、风险防控等一系列“小特精”制度；加大警示教育力度，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为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纪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