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上海开始执行“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新规，个人扔错垃圾最高罚200元。而预计至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都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国泰君安研报指出，垃圾分类将直接带来新增的前端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环卫装备及服务需求。对此，东方证券研究所以上海模式下全国垃圾分类市场规模测算，全国普及垃圾分类孕育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元。其中，垃圾收转车、中转站及相应预处理设备和垃圾分类服务的市场空间有望达到442亿元。

　　政策持续推动下，资本市场同样获得诸多拥趸。Wind数据显示，垃圾分类指数中包含17家上市公司，6月1日至7月8日收盘，垃圾分类指数上涨8.07%，其中中国天楹和华宏科技、维尔利和龙马环卫涨幅均超过30%。近一个月时间，在垃圾分类概念股整体带动下，环保及公用事业板块整体表现较好。

　　垃圾分类正引发一场新的变局，毫无疑问，垃圾分类产业已然站上“风口”。

　　催生商机

　　网上现代扔服务，包月180元

　　由于没有买到分类垃圾桶，上海居民肖先生最近采购了多个普通垃圾桶，按照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分别扔垃圾，在卧室和厨房各放三个。垃圾桶增多，肖先生还多买了一些垃圾袋，包括方便湿垃圾沥水的立式垃圾袋。

　　“普通垃圾桶价格在5-20元之间，普通垃圾袋一般5-10元一包（90只），立式垃圾袋一包约为10-15元（30只）。我这一次的垃圾桶和垃圾袋花费就超过100块，这些垃圾袋估计用不了几个月，之后还要经常买。”肖先生向新京报记者算了一笔日常垃圾分类的经济账。

　　实际上，随着垃圾分类实施，号称为日本的干湿分类垃圾桶在网上早已是供不应求。其中一款售价为178元的日本干湿分类垃圾桶，销售页面显示2.6万人付款。售价300-500元不等的其他分类垃圾桶，也有超过千人购买。一位卖家表示，很多分类垃圾桶需要8月才能发货，能即时发货的需要“抢”。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淘宝卖家，其中一家自产自销的店铺表示，最近销量快速上涨，为此他们正在加班加点生产。淘宝极有家向新京报记者表示，6月其垃圾桶销量达到300万件。尤其是在6月24日到30日这一周，垃圾桶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五成。其中，上海本地产业带的垃圾桶最为抢手，销量同比增长3倍多。

　　淘宝数据显示，今年四五月份，上海各个小区就开始未雨绸缪，纷纷在淘宝企业服务采购“分类垃圾桶”，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投放点。五月，淘宝企业服务平台上“分类垃圾桶”的搜索量上涨3倍多，成交同比大涨超七成。尤其是上海地区的订单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同时采购“分类垃圾桶”的企业客户中，9成为新用户。

　　在这场变局之中，与垃圾分类相关的商机早已开始躁动。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如今，各种垃圾代扔业务出现，买家只需网上下单就可约定好时间上门取垃圾。

　　记者在咸鱼上搜索看到，不少个人从事垃圾代扔的信息，一般只服务于单个小区或周边一定范围内区域，单次收费在2元-10元之间，并要求单次不超过3袋垃圾、重量不超过5千克；包月费用为50-100元。至于最终收费与楼层、是否有电梯、是否分类有关。其中，一名上海川沙地区的代扔者标价：已分类2元一次，未分类7元一次；包月已分类80元，未分类100元。

　　淘宝上同样出现提供垃圾代扔服务的商家，客户可直接网上下单，三日内会有专业代扔人员联系。价格方面，单户按月付180元，季付420元，年付1320元；若多人组团，可以有优惠。

　　记者向该店咨询，商家表示，店铺有专门的垃圾代扔部门，可服务上海所有地区，每个区都有代扔“师傅”。不过因为目前客户较少，“不管是师傅自己开车去，还是坐公交车，即使按180元收费，师傅也是要亏的。”

　　记者还注意到，除了上海，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的深圳、杭州、苏州、长沙、长春、昆明均出现了代扔服务。一家深圳的代扔商户表示，虽然目前深圳还没有正式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但已经在准备，街边垃圾分类设施也开始完善。该店提供代扔服务的价格与上海地区相差不多，单次6元，包月120元，需要分类的包月150元。

　　此外，长春的一名代扔者表示，长春的垃圾分类很快就会实行，因此从事代扔的生意。不过，其提供代扔服务的价格比上海贵，一到三楼收费10元一次，包月280元；四到七楼15元一次，包月430元；七楼以上20元一次，包月580元。该代扔者表示：“目前也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垃圾分类耗时耗力，所以比较贵，以后应该会更便宜。”

　　成新风口

　　市场规模接近2000亿，下游潜力将释放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各地生活垃圾数量出现激增。据住建部及统计局数据，2001年之后，中国城市垃圾产量快速上升，截至2017年中国生活垃圾生产量从13470万吨增长至21521万吨，约增长了59.7%。

　　国泰君安研报指出，垃圾分类将直接带来新增的前端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环卫装备及服务需求。比如随着我国城镇水平不断提高，叠加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环卫装备行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专用汽车行业月度数据服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环卫车辆产量从2010年的3.32万辆增长至2018年10.70万辆，年均增长率达15%。

　　同时，垃圾分类后中转站、服务点、回收网点等新增建设规模有望超过320亿元。根据上海市对回收网点、垃圾中转站的建设目标，上海的回收网点需从2018年的2000个增长至8000个，垃圾中转站需从2018年的109个增长至210个。而督导、转运等服务在短期有望拉动82亿产值。

　　“目前垃圾分类产业链中，上游是我们城市中千家万户的居民，中游则是收集、处置垃圾，下游就是回收再利用。”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新京报记者，北京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在中游方面，据了解，“十二五”以来，北京共建设完成和改造了42座垃圾处理设施。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厂、朝阳区循环经济园焚烧二期、海淀区大工村生物质能源发电厂、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宫堆肥厂二期、大兴区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等一大批焚烧、生化、渗沥液处理项目相继投产。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垃圾分类下游的潜力将逐步释放，垃圾分类发电、生物柴油等都有望得到迅猛发展。

　　据马军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北京初创企业看到了市场上的机遇进入垃圾分类行业，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补贴、购买服务等。如果按照日本东京、中国台北的做法，未来可以提高居民垃圾收费的费用，以此反馈给企业，从而减少财政压力，同时利用垃圾分类所产生发电的余热，为居民提供极为便宜的温水游泳池等补贴，形成良性的市场循环。

　　刘权可以说是“看到机遇的人”。刘权为北京再生资源和旧货协会副会长、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所在的公司研发了一款家庭可回收废品的手机APP——用户通过这款APP一键呼叫，就有专业人员到家里上门回收并把垃圾运到网点暂存、整理、运送。

　　“我们应该是属于产业链的上游，负责将垃圾从居民手中送到中游进行处理进行资源化利用”，刘权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在他印象里，生活垃圾中，约有20%是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可再生的干垃圾，有30%是可以进行生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和湿垃圾，这两部分垃圾都可以进行资源化处理，避免进入垃圾焚烧厂和填埋环节。

　　他介绍称，目前我国垃圾处理主要分为回收、堆肥和焚烧三种方式。填埋与焚烧垃圾占地面积较大，处置费用较高，且回收利用的价值低。刘权表示，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不断推进垃圾分类，从而为垃圾回收利用与厨余垃圾堆肥创造条件，减少垃圾无价值的填满与焚烧。

　　“做前端的垃圾回收服务肯定是不赚钱的”，刘权向记者表示，目前从北京城区内向五环外运送一车垃圾，如果运送的是纸壳纸板、塑料瓶等垃圾，每车占地面积大，重量又并不多，收益就很低，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和使用车辆的费用、司机等人力费用合计约350元/车，成本无法收回。刘权的公司目前仍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

　　在他看来，未来北京可以统一规划和建设垃圾分拣中心，从多方面支持垃圾分类企业推进工作。

　　行业布局

　　东方园林等多家企业遭遇资金危机

　　随着上海推出垃圾分类办法，一杯奶茶喝完后，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奇幻漂流——装奶茶的塑料袋和塑料杯是干垃圾，奶茶内的珍珠则和湿垃圾一同处理。而在这背后，垃圾处理这片蓝海再度波涛汹涌。

　　Wind数据显示，垃圾分类指数中包含17家上市公司，其中，龙马环卫、盈峰环境、中联环境布局环卫装备；上海环境、瀚蓝科技涉足垃圾焚烧。这些上市公司中，中国天楹、启迪桑德、城投控股三家公司的总市值过百亿。中国天楹主要运营环保工程、垃圾处置及焚烧发电、城市环境服务和房屋租赁四个板块，2018年年报数据显示，环保工程和垃圾处置及焚烧发电贡献的毛利占利润的比重较高，达到43.36%和41.65%。

　　实际上，资本市场多年前就已在垃圾处理行业布局，但如今大多惨淡收场。

　　数年前，东方园林通过产业整合尝试战略转型，由从事市政园林工程建设为主的企业逐步向以水系治理、土壤矿山修复为主的生态治理企业转型。2015年9月，“园林第一股”东方园林以2000万元收购金源铜业100%股权，以人民币1.41亿元收购吴中固废80%的股权。2015年10月，公司以14.6亿元收购申能环保60%股权。由此，东方园林迈上了进入工业危废处理领域的征程。

　　到了2016年，由于利润逐步释放，东方园林实现营业收入85.64亿元，同比上升59.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6亿元，同比上升115.23%。同年，固废处置为公司带来营业收入12.16亿元，同比增幅达到409.75%，占比从前一年的4%左右攀升至14.21%。

　　尽管业绩提升，但东方园林的财务风险也开始暴露。在迈入垃圾处理领域之前，截至2015年上半年，东方园林负债77.12亿元，但到了2015年底就增长至112.95亿元，2016年底则攀升至145.68亿元。不到两年时间，东方园林负债翻倍。

　　同时，公司开始意识到，我国当前工业固废存量巨大，但产业发展滞后，综合利用不足。受地域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工业固废和危废处理企业集中度较低，有待提高。

　　从2018年开始，东方园林大步向前的“资金弹药”出现了危机。

　　东方园林一改昔日狂飙激进的拿单速度。新京报记者梳理东方园林半年报看到，2018年上半年，公司中标的PPP订单数量为36个，中标金额约为339.48亿元，同比增长18.65%。而2017年年报显示，东方园林中标PPP订单数量为50个，中标金额为715.71亿元，同比增长88.30%。

　　2019年4月26日，东方园林发布公告表示，基于2018年在“去杠杆”、“紧信用”的金融环境下，东方园林公司面临较大融资压力，在集中偿还了大量有息负债后，公司流动性资金较为紧张。短期偿债能力下降，出现缓发部分员工工资、拖欠部分离职员工补偿金等情况，存在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的迹象。

　　同样遭遇资金危机的还有神雾环保。2018年以来，在严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资本遇冷，神雾环保也受资金影响，项目开工有一定的迟缓和停滞。2019年1月8日，新京报记者获悉，神雾环保已再次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记者注意到，东旭蓝天、启迪桑德以及科融环境近年来相继曝出资金链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环保类上市公司多以PPP模式经营项目，PPP资金回收周期长，一旦开始防范金融风险，企业融资遇到困难，现金流就相对更容易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