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逻辑：高度契合了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演变规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看，随着人均GDP增长，一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会随之提升。在工业化城镇化初始阶段，传统社会要实现转型必须通过工业积累资本，而工业发展需要城镇载体，城镇化水平也要提高。在这一阶段，国家财力无法顾及农业农村，反而需要农业农村通过价格剪刀差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城镇也变得繁荣起来，农村人口大幅度转移成为城市二三产业劳动力主要来源，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瓦解，乡村加速衰落。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虽然农业人口仍在继续大幅减少，但由于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加之农村人口减少带来的土地与人口关系的变化，农业经营方式加速向集约化转变，乡村传统社会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

    基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城乡演变的规律，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工农融合发展”的路径：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再由工业补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随着农村要素禀赋变化及工业剩余的不断投入，农业农村实现产业升级、功能转变，与城市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平等发展关系。但是，在由工业城市优先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受到路径依赖、发展惯性、利益集团或国际环境的影响，往往面临严重的阶段转换界面障碍，很难自发完成转变的任务。一些已经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及时制定了农业农村支持保护政策，通过政府宏观调节引导要素流向农业农村，从而实现了乡村的振兴，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政府在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的有效作用发挥不足，仍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实现工农城乡关系的转变，由此产生了农业竞争力弱、农村衰败、城市贫民增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后果。总结世界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会带来乡村的衰退，“乡村衰弱不是必然规律”，主动抓住和利用工业化到达中期以后、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带来的“窗口期”，从发展战略层面更加主动地调整工农和城乡关系，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十分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是靠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农村支援城市推进城镇化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在改革开放之后主要通过城乡要素的单向流动和不平等交换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为城镇化提供要素支撑。新世纪以来，基于我国已经逐步完成工业化中期并向后期过渡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连续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这对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所谓的城乡统筹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在统筹农村，把农村的土地等要素过度统筹到城市建设中，形成了一些地方的土地财政和城市快速扩张的格局，而农村只是被动地接受工业化城镇化的统筹和辐射，并没有很好发挥农村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党的十八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调整又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时间窗口：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部分传统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动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仅工业和城市出现结构性的用工短缺问题，而且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大城市病和乡村衰落并存并不断演绎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增加与人们需求的加速转型，带来传统乡土文化、田园风光、农业景观价值凸显，日益成为稀缺的资源，广大农村越来越成为一部分人口返乡旅游、居住和创业的热土。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深刻认识到了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和现代化建设规律，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是建设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