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连载了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离退休干部局组织编写的《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本书以口述实录方式记录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重要工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追忆陈云、邓颖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纪检人的崇高风范，回顾重要党内法规出台经历，讲述端正党风、查处大要案、受理信访举报等工作中的故事。为全党全社会了解反腐败历程和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全新视角和丰富资料，也为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学习参考。详细

　　 彭文耀：做好纪检工作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

　　 彭文耀（中央巡视组原正局级巡视专员），男，汉族，1953年12月生，江苏人，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中央巡视组工作，2016年3月退休。

　　 我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纪委机关工作，先后在研究室、外事局和中央巡视组任职。我刚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时才28岁，在机关工作了35年，一直到2016年退休。可以说，我见证了中纪委恢复重建以后的基本发展历程。

　　 党政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又是研究生，当时中纪委干部室就把我分配到研究室。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调研处，从普通工作人员到调研处处长，一干就是13年。这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又一次高潮，改革开放继续朝着纵深发展。

　　 1992年3月，中央纪委常委会交给研究室一项任务，让我们调研股份制、股票市场和党政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等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连贯的，经济继续放开，就需要搞股份制，有了股票要不要有股票市场？有了股票市场，老百姓可以买股票，那党政干部可不可以买？可以说当时的中央纪委常委会很敏锐，提前就关注到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的干部对股份制、股票、股票市场和股票交易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所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摸清情况，做基本的知识普及，然后才能对党政干部能不能买股票提出意见建议。

　　 接受这个任务后，我们放弃休息加班加点，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先后走访了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到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承销股票的证券公司和股票交易所，与专家学者、厂长经理、党政干部、工商界人士和职工座谈，开了几十场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我们向中央纪委常委会报送了4期综合材料，还有一些参考材料，介绍了一些基本知识、政策规定、发展现状、观点争论等，对党员干部能否购买股票提出了我们的初步看法。我本人也在宣教室主编的参考资料上发表了《股份制、股票问题初探》这样一篇文章，阐述了个人看法。

　　 总的来说，调研后我们认为股份制、股票交易是一种经济现象，出现问题也应该是政府部门通过立法和加强监管来解决，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说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通过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保证和促进其健康发展。关于党员干部能不能购买股票的问题，我们当时考虑，因为股份制和股票还在初始阶段，很多情况下股份制改制包括股票的价格都是党员干部参与决定的，这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党政干部暂时不能买股票，不能参与股票交易。这个建议中央基本采纳了，也执行了。

　　 后来就逐渐放开了，只要是正常买卖，不违规违法就可以。但是我们当初提出作这样一个限制性的规定，回过头来看还是正确的，确实有效地防止一些官员在企业改制和股票交易过程中谋取私利，产生腐败，为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十四大党章大大提高了纪委的权威性

　　 1992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章修改小组，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做准备，参与单位有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我作为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参与具体工作。参与党章修改工作对我来讲收获还是挺大的，因为修改党章不光修改纪律和纪律审查部分，而是从总纲开始整个修改的，对党的整个历史、党章修改的历史、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历史都要作深入了解。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历练。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十四大胜利闭幕。在这过程中，修改小组在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起草了党章（修正案）初稿，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多次讨论修改，在10月5日至9日召开的十三届九中全会讨论通过，决定提请党的十四大审议。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这次党章修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都写进去了。这些修改意义非常重大。

　　 涉及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修改也有，比如第七章增写了一条明确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原来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关于违犯政纪国法的党员受政纪或法律处理问题、向党外建议撤销党员党外职务问题，不属于党内问题和党纪处分，修正案将其删除。

　　 特别是为了及时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委成员、候补委员，修正案第四十条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党委常委会对这类处分可以先作决定，然后由全会追认。第四十四条还规定，各级纪委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报同级党委批准，涉及常委的，经报同级党委后报上级纪委批准。因为党委委员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如果对他的审查要通过代表大会批准的话，那就只能等五年一次，这对于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很不利，所以作出这样的修改是很合理的。

　　 这些涉及工作程序的修改，看似只是一个先处理后追认、先初核再报批的程序问题，实际上大大提高了纪委的权威性和工作时效性。把这些内容写进党章，用党的最高法规加以规范，无疑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顺利开展工作、发挥应有作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9年外事生涯

　　 中纪委原来没有独立的外事机构，1993年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后，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中央纪委监察部外事局。外事局成立以后，就是中央纪委监察部有了对外交往权，具体来说就是可以直接向中央外办报出访或者接待的文件，而之前需要通过中联部。另一个就是作为内设机构，有了正式的人员编制，开展工作更方便了。

　　 我是1994年到的外事局，刚开始几个副书记出访越南、老挝等国家，我都陪同过。我陪过陈作霖副书记去老挝、越南访问，那时候他们没有改革开放，完全就是自然风光，工业建设基本上没有。住宿条件特别差，宾馆里面都有蚂蚁。但是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还是亲切的，也非常真诚。我记得陈作霖同志在老挝的时候给他们作报告，就在茅棚子搭的会场里头，底下鸦雀无声，大家听得特别认真。

　　 到外事局之后我参与组织的第一个多边活动，也是外事局成立以后的重要外事活动，就是199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当时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名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家学者等参加大会。江泽民同志会见了参会代表。虽然各国反腐败体制不同，但是我们利用这个场合，密切了我们和外国反腐败机构的关系。这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我们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参与的众多外事活动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2001年5月，时任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政府间反腐倡廉论坛。中国代表团由监察部、外交部、海关总署、上海市监察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廉政公署的代表共同组成。我当时是外事局局长，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是请人来，这次是我们走出去，主动向国际社会发声，就反腐倡廉阐发我们的观点和经验。干以胜同志第一个发言，得到与会代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好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多边活动。

　　 巡视利剑就是要有强大的震慑力

　　 我在外事局当了五年的副局长，四年的局长，2003年借调到境外工作了一段时间。2009年重新回到中纪委以后，就在中央巡视组工作，到2016年退休，先后大概巡视了十几个企业和地方等单位。

　　 参加巡视工作，作为一名巡视干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正人先正己，要有一身正气。有了正气，那就有了底气，肯定是心里踏踏实实的，敢于秉公执纪，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真正的腐败分子对巡视是害怕的，一听见中央巡视组进驻了之后，腿也软心也慌，就是心理素质再好，也能看出点苗头来。

　　 有一次我在巡视的过程中，根据掌握的情况和一个领导干部谈话。谈话开始前，我按照规定，向他讲了有关政策，让他如实讲他的问题，他马上满头大汗。他过去做过纪检工作，按理说心理素质应该很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自己心虚，已经被强大的震慑作用给镇住了。我说你讲吧，珍惜组织给你的机会。他就说具体的你们都了解了，他（一个商人）给我送过东西，你不要都不成，往你家里一放就跑，我追都追不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礼品，就是装饰品、摆件这些。我说你说一些实质性的。他在那想半天，实际是在思想斗争，因为怕一说出来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不说出来也可能没事，但是党的政策是主动坦白和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他心里很清楚。最后他还是主动交代了他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

　　 我在中纪委机关工作了35年。我觉得，在恢复重建以后，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前的工作确实不一样，有好多工作是过去没有做过的，需要摸索、需要总结。回过头来看，有一些工作可能不那么完美、那么完善，但是一边干、一边总结提高，是非常有意义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工作进入新时代，离不开这几十年的不断摸索实践，因为这是一个延续的、永远在路上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

　　 （摘自《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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