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成立5年来，中央追逃办围绕一个“追”字，可谓下足了功夫。

　　 　　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自我加压，披露部分外逃人员藏匿地线索，发布敦促外逃人员回国自首的公告，公布部分归案人员的后续工作进展情况……用这些看得见、叫得响的战术安排“带节奏”，中央追逃办始终强化着“追”的高压态势，持续释放着尚有一人在逃、追逃追赃就绝不“鸣金收兵”的强烈信号。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5年来，中央追逃办带领各省区市追逃办不断探索新打法、总结新经验，形成了一套丰富成熟的“战斗技巧”，啃下了一块块“硬骨头”，书写了誓将穷寇追到底的精彩篇章，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胜利。

　　 　　大洋彼岸，朱海平看到这段视频瞬间泪流满面，心底仅存的一丝犹豫也荡然无存……

　　 　　劝返有道 攻心为上

　　 　　劝返，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手段。5年来，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一半以上是劝返的；其他归案的外逃人员中，劝返的也占多数。但做好劝返工作，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的外逃人员，比如说杨秀珠，思想极度排斥，甚至一度宣称“死也要死在美国”；有的外逃人员，像蒋谦，出逃后，切断与国内的一切联系，好似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还有的外逃人员，如闫永明，在国外经商办企业、生活优渥，甚至已取得外国合法身份……要通过劝说，使他们主动回国投案自首，难度可想而知。

　　 　　渔人观水势，猎人望飞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每一起外逃人员案件尤其是“百名红通人员”案件，中央追逃办都要求成立专班，详细调查其违纪违法事实，认真分析研判其可能藏匿地点。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开展劝返的“奠基石”。

　　 　　蒋谦被列入“百名红通人员”后，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在省、市追逃办指挥下，专案组全面梳理蒋谦的社会关系、依法调取资金账户交易记录等海量资料，最终摸清了蒋谦在外的思想、家庭、生活情况。以此为基础，追逃工作有的放矢，进入了快车道，最终成功将其劝返。

　　 　　正所谓，水不热，鱼不跳。对于劝返，外逃人员往往十分抵触。劝返不是求返，而是要打拉结合，迫使其认清形势，认罪悔罪，主动投案。

　　 　　广东省中山市国土局原局长何权昌外逃后，在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下，在广东省追逃办直接指挥下，中山市追逃办成立专案组，扎实开展基础工作，逐步查清了何权昌违法犯罪问题，其子女、亲属多次劝其回国，但何权昌态度强硬。经过认真分析，专案组认为何权昌“钱情”大于亲情，只有动了他的“奶酪”，才能迫其就范。于是，专案组依据扎实的证据资料，提请有关方面依法冻结了何权昌在某房地产公司投入的巨额非法资金。果然，被打中“七寸”的何权昌第二天就主动与专案组联系，并要求见面，最终选择回国投案。

　　 　　劝返，越是到最后关头，外逃人员越容易反复。对于身负罪行的外逃人员来讲，要让其主动回国投案，仅仅使其了解政策、明白道理远不够，还必须注重人文关怀，做好感化工作。

　　 　　劝返“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时，专案组就是用一枚重磅“情感炸弹”，最终使其下了回国投案的决心。据了解，当时，朱海平虽多次口头说要回国，但却迟迟不愿定下具体日期。为此，专案组人员收集了朱海平及其亲友在国内的一些老照片，拍摄了朱海平老屋的照片，还有武汉特色热干面、豆皮等照片，用《故乡的云》为背景音乐，制作了题为“老朱回来吧”的微信短片，发给了朱海平。大洋彼岸，朱海平看到这段视频瞬间泪流满面，心底仅存的一丝犹豫也荡然无存。

　　 　　出发前，我悄悄把工资卡的余额、密码等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到了爱人的枕头底下……

　　 　　缉捕有力 精准为要

　　 　　通过国际执法合作，由外方直接将外逃人员缉捕并遣返，无疑是直接高效的追逃方式。5年来，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各级追逃办不断强化缉捕力度，成效显著。

　　 　　要实现成功缉捕，必须搞清楚外逃人员的准确藏匿地点。对专案组来讲，那些案发后仓皇外逃的人员，留下的蛛丝马迹较多，准确找到其藏匿地点，不算太困难；但那些经过精心谋划的外逃人员，要将其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

　　 　　“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张清瞾合谋贪污公款2996万元后，经过周密策划，13天里辗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6个国家，最终偷渡到一个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被外方缉捕并遣返回国后，付耀波还曾坦言，自己的计划甚至包括哪个国家、哪条路线、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在哪儿更换护照等等，“我认为是很周全很周全了，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但没想到还是无济于事。”

　　 　　再狡猾的狐狸也难以逃过猎人的眼睛。经过一年多的耐心调查，专案组在追踪大量出入境数据，进行大量走访调查后，通过紧盯着付耀波爱玩的一款三国类游戏，精准追踪到他们二人的藏身地，并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最终将二人缉捕归案。

　　 　　精准找到外逃人员的藏匿地，专案组有时还需如福尔摩斯一样，善于破除“迷魂阵”。“百名红通人员”王雁威潜逃后，就曾故布迷阵，玩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写了一份要求辞职出国治病的信，让朋友寄给国外的另一个朋友，然后再转寄回国，造成已经出逃国外的假象。其实，其本人却与妻子一起，驾车在国内四处躲藏。面对假象，专案组保持冷静清醒，通过仔细梳理出入境记录、认真分析其海外关系等细致工作，确定其未出境，并最终在国内将其缉捕归案。

　　 　　相对于境内缉捕，境外缉捕对专案组的考验往往更多一些。

　　 　　“百名红通人员”裴健强，是中企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部原负责人，因涉嫌贪污罪于2009年11月潜逃出境。排查中，北京市追逃办结合群众举报的线索，经深入细致地核实，确定裴健强藏身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市。在中央追逃办的指导下，北京市决定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协调外方对裴健强实施缉捕。当时，几内亚境内埃博拉病毒肆虐，被感染的风险很大，且据综合研判显示，裴健强涉黑还持有枪支。面对这种恶劣的形势，专案组同志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通过外方执法人员成功将裴健强缉捕归案后，一位办案人员才讲：“当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不测，出发前，我悄悄把工资卡的余额、密码等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到了爱人的枕头底下。”

　　 　　最终我方提供的证据和程序材料，获得保方认可，仅用44天就走完了通常需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

　　 　　依法追逃 规范为本

　　 　　追逃追赃，既是一场心理战、外交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法律战。5年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追逃追赃工作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打法律战能力显著提高。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被从保加利亚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突破，正得益于追逃追赃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提升。

　　 　　据了解，2018年10月17日，姚锦旗被保警方依据红色通缉令逮捕。获知信息后，为加快引渡程序，国家监委、浙江省监委迅速协调外交部、公安部等开展各方面工作，组织专人研究两国引渡相关法律，还三次派工作组赴保与有关部门会谈，请求保方取消姚锦旗在保长期居留证和入籍申请，说服姚锦旗取得其投案自首意愿书并克服思想反复等多种困难，成功开展简易引渡合作。与此同时，中央追逃办把浙江省追逃办等专案组人员召集到北京集中办公，在最短时间内做完了符合引渡要求的关键性证据收集以及引渡请求书起草和英文、保文翻译等工作。最终我方提供的证据和程序材料，获得保方认可，仅用44天就走完了通常需数年的引渡法律程序。

　　 　　与引渡一样，非法移民遣返也是以法律方式开展追逃的有效手段。5年来，在中央追逃办的指导支持下，各地积极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效。广东省深圳市正是用这种方式，追回了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梁泽宁。

　　 　　自2006年起，梁泽宁就利用担任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董事长的职务之便，采取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方式获取了上亿元赃款。除了挥霍、赌博，梁泽宁还通过“地下钱庄”把赃款转移到国外，于2015年外逃。

　　 　　查清案情，并认真研究该国法律后，专案组将追逃方式确定为非法移民遣返。据此，专案组结合正在办理的一起相关“地下钱庄”案件，梳理出了梁泽宁涉嫌在该国“洗钱”的线索，深挖梁泽宁涉嫌“洗钱”、提供虚假移民申请材料的犯罪证据，从资金交易、资产证明、虚假审计等方面，证实了其投资移民资金来源为非法所得和移民资格的“不合法性”。在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下，经过两国有关部门的深入沟通合作，最终梁泽宁被认定为非法移民，于2019年4月22日被遣返回国。

　　 　　决不让腐败分子继续享受赃款“红利”。5年来，中央追逃办始终坚持追逃与追赃同步进行。2014年至今年5月，全国在追回5974名外逃人员的同时，还通过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刑诉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境外民事诉讼、运用刑事政策促使嫌疑人或近亲属主动退赃等方式对每一起外逃人员案件开展追赃工作，共追回赃款142.48亿元。其中，2018年年底对“百名红通人员”黄艳兰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最为引人关注，也极具震慑效果。

　　 　　近年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监察法的制定实施、刑事诉讼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修正完善等，为以法律手段强化追逃追赃提供了有力武器。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广西壮族自治区追逃办积极推进对黄艳兰的追逃追赃工作。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和极为扎实的法律论证工作，案件终于取得突破。2018年11月15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没收黄艳兰位于上海市多处的23套涉案房产以及部分涉案房产出售、出租产生的收益；对黄艳兰贪污犯罪产生的违法所得追缴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依法向相关银行支付上述涉案房产按揭贷款欠款本息及相关费用。（记者 窦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