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的政策建议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涉及了中国农村近半数人口的权益，这部分人口是最为弱势的人群，也是对土地依附性最强的人群，她们值得全社会去关注和帮助（郭建梅、李莹，2009）。土地权益是当前农村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系着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陈至立，2013）。应关注和重视农村妇女在分配承包土地方面所处的不利地位，适当补充或修改农村土地政策内容（丹尼斯?海尔，2009）。

    一是明晰农户中各成员所享有的承包土地。如何保障妇女的土地权益，是农村土地立法和确认承包主体不可回避的问题（张红宇，2002）。《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户”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而将家庭成员排除在主体之外，这就使“农户”中的妇女享受不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资格，女性的土地权益往往在“家”的形式下被掩盖了，如果她们脱离了家庭，就会失去土地的使用权（郭建梅、李莹，2009）。应允许家庭中的个体将其土地权利份额分出或转让，这样有利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农村妇女的婚姻发生或消灭后，有权将属于其个人的承包地分出，使其继续享有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也可以将之流转。因此，提出个人应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有积极意义的（赵玲，20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十四条规定，夫妻离婚时有分割承包地的权利。要从源头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必须对现行法律政策进行修改。确立农户家庭内部各个成员是土地承包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并允许农户对其所承包土地的数量在家庭成员中进行平分，落实到人，把农户家庭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虚变实（全国妇联权益部，2013）。

    二是完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我国现行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于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忽视了承包期内新增人口、特别是由于婚姻关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郭建梅、李莹，2009）。应全面评估政策实施以来的利弊，充分考虑稳定承包关系和保护妇女土地权益两方面因素，对这一政策进行必要的完善。妇女承包土地问题涉及农村半数人口，覆盖面大，有普遍性，既关乎妇女个人利益，也关乎农村和谐稳定。对于出嫁女来说，如果娘家村和婆家村都实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对保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最为有利，这样能确保她们在婆家分到承包地，使出嫁女与婆家村男子享有同等承包权；因此，从保护妇女土地承包权的角度看，“大稳定、小调整”政策最好，它能确保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承包地（廖洪乐，2007）。据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2009年对来京流动妇女所做调查，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有1616份有效样本，其结果显示：“有30.4%的人希望土地随着妇女户口变，妇女户口到哪儿，就到哪儿分土地，以确保妇女土地权益”，这种意愿应当受到决策层的重视（吴治平，2010）。我国农村以户为土地承包经营单位而且30年不变的制度设计，同妇女因婚嫁而流动的客观事实发生矛盾，成为农户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重要根源；应根据农户家庭成员具有流动性、变动性的特点，修订有关法律政策（全国妇联权益部，2013）。为此，建议对农村妇女“嫁出、嫁入”实行“减人减地、增人增地”政策。这样，有利于解决因婚嫁迁移产生的妇女土地问题，切实保障“半边天”的土地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