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主动入位，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开局良好。本期聚焦对乡村振兴展开全景式扫描，分别以本社编辑部综述文章、农业农村厅局长、县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不同角度反映乡村振兴的实践与经验，以期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当浙江安吉县鲁家村村委会主任裘丽琴站在联合国的领奖台上，当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此刻，中国的农村发展受到世界瞩目。

　　裘丽琴深情地说：“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使我们村庄变成一张靓丽的明信片。”从一个脏乱差的落后村到天蓝地净水清、拥有18个家庭农场、村集体资产2亿元的景区村，鲁家村实现了发展的“三级跳”，也成为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发展方式转变的缩影。

　　“我们在乡村追梦。”裘丽琴道出亿万农民对乡村振兴的热切期盼。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三农”，念兹在兹，语重心长的话语在农村广袤大地凝聚了共识，迸发出新的活力，化作有力的行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

　　顶层设计，规划先行。着眼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落实20个字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台，制定了路线图、时间表，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逐步建立。

　　真抓实干，科学推进。各地相关举措密集出台，明确了任务书、作战图。五级书记抓振兴，各地干部群众满怀信心，拼搏进取，只争朝夕。

　　农业农村发展亮点频现：从增产到提质，农业转型升级提速;从脱贫到振兴，产业脱贫的内生动力越来越强;增添新动能，农村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向改革要红利，农村改革稳步推进;由点到面全面推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响了乡村振兴的一场硬仗。

　　两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有力实施，广大农村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展开生动的实践，振兴之变由表及里、日新月异。

　　一张蓝图干到底。正如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重农强农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三农”工作大政方针，撸起袖子加油干，千方百计把“三农”领域的事情办实办好，坚决守住“三农”战略后院。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我一定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说这话的是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村民张国利。近年来，马鞍山村坚持生态立村、产业富村、旅游强村，运用“菜单式”扶贫和联农带贫模式，实现了产业扶贫全覆盖。如今，张国利老两口儿光是种植山葡萄每年的收入就将近3万元。2019年7月，正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国利家中，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交流时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伴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做好新时期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衔接尤为重要。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做好产业扶贫、定点扶贫、片区扶贫和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等工作，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乡村振兴规划，不但全面提升了产业扶贫质量，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而且让产业扶贫这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最直接的“衔接点”更有效。

　　“我们的韭黄卖到上海、浙江，那是‘无敌手’!”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水母河流域万亩韭黄地里，忙碌的村民自豪地说。这里的韭黄，一年收割3次，亩产2500公斤、产值约2万元，已带动当地贫困户1281户5775人。

　　普定县韭黄种植历史悠久，在几年前却没有卖出好价钱。为此，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深入调查研究，突出比较优势，力求在规模化上取得突破，带动农户就地脱贫。在认真分析研判基础上，贵州省提出以茶、食用菌、蔬菜、辣椒等12个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成立产业领导小组，抓具体、抓深入，有序推进12大特色产业发展。由此，普定韭黄成为受益者之一，不但走出了深山，而且卖出了好价钱。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和三年行动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产业扶贫三年攻坚行动的意见》，明确产业扶贫工作路径和重点任务，落实到村到户精准帮扶举措。

　　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先后指导22个省份和832个贫困县编制产业扶贫规划，推动各地科学确定产业、精准设计项目，实现产业对人、人对产业;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优势产业，全国92%的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之中。

　　“这里是茶园，也是公园;是产业，也是风景。”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万寨乡伍家台村静卧在山谷之中，层层叠叠、连绵起伏的茶山浸漫在云雾缭绕的青山间。对于该村123户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幸福就在眼前”。因为搬进了宣恩首个4A级旅游区，贫困户既享受到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又通过就业创业实现增收。

　　“恩施州不脱贫，定点帮扶不脱钩。”在农业农村部多年来的定点帮扶下，恩施州立足山区特色资源优势，打造恩施硒茶新引擎，组装“脱贫致富新快车”。2018年，全州80多万茶农人均茶叶收入4600元，占茶农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恩施硒茶品牌助力扶贫同时入选2018年产业扶贫机制创新典型，成为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制县级“5+2”、村级“3+1”规划，河北省“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齐名的十大典型之一。

　　据了解，农业农村部在指导各地编制产业扶贫规划中，着力推动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更有效衔接。发展目标上，引导各地由注重产业覆盖向注重产业长效发展转变。工作布局上，继续加大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同时兼顾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的产业发展需求。支持环节上，加大对产后加工、主体培育、产品营销、科技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考核上，重点考核产业发展基础性工作和带贫增收能力，引导各地持续推进扶贫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832个贫困县累计实施扶贫产业项目98万多个，建成扶贫产业基地近10万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很多贫困乡村的扶贫产业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涌现出了洛川苹果、赣南脐橙、定西马铃薯等一大批带贫益贫的特色主导产业，进一步发挥了典型引路作用。

　　“滴水穿石，须久久为功。”2019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特色产业扶贫，注意发展长效扶贫产业，着力解决产销脱节等问题。为此，农业农村部制定了《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实施方案》，聚焦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和仓储冷链设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品牌建设。同时，农业农村部以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效率为重点，深入开展“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让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产得好，还能卖得出去、卖上好价钱。

　　就在一年前，以“产品出村助力脱贫”为主题的全国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动在京启动。首场对接活动共有来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453个贫困县的1800多名供货商参加，1370多名采购商进行了现场订货，现场签约超过54亿元，总采购额达到127亿元。接下来，在新疆喀什、甘肃临夏等地举办以“三区三州”为重点的产销对接活动，在吉林、广西、海南、湖南等地举办多场针对大兴安岭南麓地区、武陵山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产销对接活动，以河北28个定点扶贫县为重点，办好第四届京津冀品牌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贫困地区要发展产业，龙头带动不可缺少。农业农村部通过支持贫困地区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带贫新型经营主体，对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创建、高素质农民培育和产业化发展重点支持，引导贫困地区总结推广产业带贫减贫机制，探索完善“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企业+基地+贫困户”“园区+合作社+贫困户”等带贫模式，强化新型经营主体龙头带动和全产业链服务功能，切实提高产业发展精准脱贫质量。目前，全国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的贫困户已超过2/3，832个贫困县已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4万家，12.6万个贫困村已发展农民合作社26万个，直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37万户。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是关键;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从这两年各地实践看，产业扶贫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涉及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的关键举措，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和明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产业发展支撑脱贫增收的良好态势。在产业扶贫的有力推动下，贫困地区农民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近三年增速始终在10%以上，实际增速一直比全国农村快1.6~1.8个百分点。

　　从增产到提质：我国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大雪刚过，河南滑县白马坡、卫南坡约3.3万公顷高标准粮田示范区满眼新绿，小麦嫩芽一望无际，坦荡如砥。

　　这几年，滑县农业正悄然发生着新变化：过去春怕旱、秋怕涝，现在渠相连、水畅通，良种良法配套，新农具、新服务助阵，赶市场，看需求，调结构，“靠天收”变成了“吨粮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在“三农”工作中的贯彻落实。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走质量兴农之路”“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等要求;随后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了“唱响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主旋律”的重要工作思路，并将2018年确定为“农业质量年”。提质导向在农业发展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中国农业开启了一场从思想观念到发展方式再到发展动能的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的变革，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从老品种到新特色，从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从单一产业到全产业链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中国农业在转型升级中迸发出蓬勃活力。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在饥荒年代果腹救命的红薯，如今成了河南清丰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先锋”。全县红薯种植面积达6万亩，而以华薯农业等为代表的企业，用农业科技将产业做大，将调结构增收益落到田间地头。仅去年，华薯就带动当地农民种植红薯5万亩，每斤收购价高于市场0.1元，亩净利润超1500元，企业得效益，农民增收益。

　　放眼神州大地，还有成千上万个农业企业、合作社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浪潮中站稳了脚跟，正是他们的成功转型，筑牢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市场主体，从农业生产者到消费者，都在积极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同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巩固提高，粮食生产连获丰收，2019年粮食产量达到13277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力。棉花、油料产量分别达到610万吨、3439万吨。农业结构持续优化，粮改饲面积增加3400多万亩，大豆种植面积增加2300多万亩，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3∶1。农林牧渔产值占比分别为54.1%、4.8%、25.3%、10.7%。大宗农产品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一方面，着眼于农业结构更好更优;另一方面，以现代科技驱动农业，中国农业正从靠天吃饭的经验模式进入知天而作的信息时代。

　　初冬时节，位于四川广汉的垦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片青绿色的叶菜长势喜人，焕发着勃勃生机。合作社理事长黄达安正坐在办公室里，拿着手机查看着作物的生长状况，并遥控给蔬菜浇水。

　　“自从用上新技术，通过手机就能对作物的光照、温度、湿度进行管理，精准控制浇水、施肥的量。现代科技，让一切都在精准的大数据掌握之下。以前园区至少需要50个人管理，现在不超过10个人，一年节省人工和肥料约40万元。2018年，合作社获得蔬菜配送订单2000余吨，销售金额逾2000万元，利润比去年增长8%。”黄达安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扎实推进，“两区”划定和建设加快推进。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连续3年组织开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各省省级财政专项投入近200亿元，创建省级产业园1821个、市县级产业园3804个，中央、省、市县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基本建立。目前，全国“两区”划定工作基本完成。以“两区”为重点，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在“两区”建设一批“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夯实“两区”产能基础。研究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两区”农业补贴制度，探索对“两区”实行差异化补贴，调动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做到结构调整和粮食生产“两手抓”“两手硬”。

　　田间耕作的巨变得益于农业科技的深刻变革和支撑。2018年，农业农村部下发《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部署各地发展农业科技具体任务。截至2018年底，启动建设南京、太谷、成都、广州4个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务院印发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文件，新创建152个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不仅如此，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物联网技术的天空地一体化农情信息获取方式以及人工智能、5G等技术应用在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引领乡村转型升级。

　　“挖土不用锹，割麦不弯腰”，中国农民曾经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目前，农业科技、装备、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已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了由量变积累到质变提升的转变。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8.3%，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95%，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9%，小麦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玉米、水稻机械化水平超过80%，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

　　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等六部门，编制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0年)》，明确质量兴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推进路径，为各地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提供遵循。全方位、多角度开展规划宣贯，制定规划任务分工方案，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考核体系，强化政策支持、检查督导和组织领导，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实到位。以质量兴农战略规划为引领，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201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改变农村卖原料、城市搞加工的格局。

　　前几年，黑龙江北安市二井镇种粮大户李群利收获的玉米，都要卖到100多公里外的绥化市一加工企业，因为县域内没有啥加工企业。如今，只需不到5公里的路程，粮食就可以卖给北安象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以北安象屿金谷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为龙头，北安市正全力打造玉米全产业链。2018年10月开工建设的30万吨燃料乙醇项目，年可加工转化玉米92.4万吨，成为带动当地百姓增收的“香饽饽”。

　　把农业产业链留在县域内，提升深加工能力，不仅拉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能带动农民增收。截至2018年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启动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62个、农业产业强镇254个，认定第二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86个。

　　产业结构更优、产品质量更高、产业效益更好、农民收入更多……一个丰富的、迸发活力的发展模式正在重塑中国农业的品格。

　　从脏乱差到洁美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点到面全面推开

　　2018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在中华大地全面打响。

　　农村厕所革命、村庄清洁行动、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正在大江南北由点到面全面推开，数以万计的村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至目前，全国90%以上村庄开展清洁行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84%以上的行政村，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迅速，扎实推进，打得漂亮，而运筹早在多年之前萌发。

　　时光回转。2003年，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工程，在浙江启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直接部署：全面整治1万个行政村，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从卫生改厕，到河沟清淤，再到村庄绿化……“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也沉淀了智慧，积累了经验。

　　2018年9月，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中央农办号召各地深入学习浙江经验，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时至今日，这场小角落里的大革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

　　——农村厕所革命统筹推进，有序有力。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小小厕所，连着亿万农民群众的福祉，也牵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自2018年启动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顶层设计，集中力量打硬仗，全国各地积极推进，紧抓落实克难关。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其中六成以上改成无害化卫生厕所。

　　2018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等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总体思路、任务目标和保障措施。

　　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首次启动，计划5年左右时间，中央将以奖补方式支持和引导各地推动有条件的农村普及卫生厕所，今年中央财政已安排70亿元。

　　“以前儿媳妇回来都不愿意在家住一宿，原因就是上厕所不方便。现在可好了，厕所不仅进了屋，还没味。孩子们回来能在家多住几天了!”河北井陉矿区白彪村村民程墨荣谈到改厕的好处，乐得合不拢嘴。

　　厕所一改，不仅改善了民众生活，也改强了产业。猕猴桃是湖南永顺县场坪村的扶贫产业。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场坪村在全村推广沼气池上建厕所，不仅让村民告别了如厕的不便，也为猕猴桃产业提供大量肥料，节本又增效。“沼渣沼液一点没浪费，全部抽到我家猕猴桃园里去了。”场坪村村民向廷禄对自家的改厕工程，满心欢喜。

　　“推进农村改厕，决不能造盆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集中所有资源只打造几个示范村，要在试点示范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滚动推进，以点带面，推动农村改厕在全国实现整体提升。”韩长赋强调。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农村户厕1000多万户。

　　——村庄清洁持续行动，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由点到面的开幕之战。

　　“一把扫帚扫到底”。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针对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2018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发动群众自觉行动进行“三清一改”(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整治提升村容村貌。

　　今年，农业农村部又先后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春节战役、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和秋冬战役。

　　吉林省部署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时，已是寒冬腊月。零下30多度的低温，没有阻挡群众打扫家园的热情。截至目前，吉林省9323个行政村中，已有98.7%的村庄全面开展了村庄清洁行动。

　　“一道篱笆绕村中，小径长扫净无尘”。走进广东茂名市长坡镇潭坑村，竹篱笆顺着村道，围起一个个菜园子、养鸡场。谁曾想，过去村里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垒成小山坡。

　　说起村里的村庄清洁行动，湖南永顺县场坪村的村民孔凡菊笑不离口。“原来村里鸡屎、猪屎多，脚都下不去咧!现在卫生了，房子也漂亮了，我愿意跳个舞、唱个歌，美哟!”

　　据不完全统计，村庄清洁行动中，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4200多万吨，清理村沟村塘淤泥近3500万吨，清理村内残垣断壁410多万处……

　　——生活污水治理直面问题，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突出短板。

　　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水鸟翔集。

　　巢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安徽巢湖市也因其得名。2019年1月，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推进现场会就在这里召开。

　　2019年7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

　　在巢湖市汪桥集村，清净的溪水穿村而过。明渠将雨水导入池塘，污水则走地下管道，经过三格式处理池后，进入污水主管网，再汇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净化，水质达标后，用于农田灌溉。自巢湖市获评全国农村污水治理示范县(市)以来，村里的微动力污水处理站不时会迎来同行前来参观学习。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参观学习者多，不仅说明受这一难题困扰的多，也说明各地直面问题，想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多。”农业农村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地处山区的湖南永顺县那必村，地无三尺平，资金也不充裕，但处理生活污水也有自己的一套。村里和县环保局共同投资，在相对平坦处建设全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将居民每日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集中到三格化粪池中，经过厌氧发酵后流入种满芦苇等根系发达植物的生态湿地，作进一步的过滤处理。

　　2019年上半年，新开工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达9万多座。

　　——生活垃圾治理发挥市场作用，就近就地就农利用。

　　在山东东平县单楼村，整洁的街道两边有花有草，每隔一段距离，路旁就有一个蓝色的垃圾桶。在东平县，像单楼村这样的村庄随处可见。这得益于该县对城乡环卫一体化的管理，通过向企业借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保洁人员职业化、垃圾清运系统化、资金筹措多元化。

　　截至目前，全国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比2013年提高40余个百分点。

　　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但从现实情况看，要构建起现代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任务依然艰巨。

　　2019年10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河南兰考县召开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推进现场会。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建立健全治理长效机制。

　　“瓶瓶罐罐可以卖钱，瓜果蔬皮可以还田，建筑垃圾可以修路……”江苏南通市元祥村自从推行垃圾分类以来，村里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的现象不见了踪影，村民的好习惯也在逐步养成。

　　日月如梭，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已进入倒计时，尽管线多面广，但只要于微处用匠心，一定能镌刻出美丽宜居乡村的时代画卷。

　　从潜心试路到阔步前行：改革激发新活力

　　站在自家麦地里，望着满眼的新绿，72岁的李忠禄不觉得6点的寒意逼人。昨晚看了《新闻联播》关于“长久不变”的消息，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汉彻底“把心放肚子里了”。

　　11月2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正式公布，这个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政策的出台，给亿万农民吃下了“定心丸”，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也为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围绕农村土地制度，作出了一系列改革部署，取得了辉煌成果：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于去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土地要素资源有效激活……改革的推进，为实施乡村振兴集聚了强大动能。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记者在河南潢川县，见到了金塔红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张新生，彼时河南省刚向中央递交了完成承包地确权的报告。当时的张新生，正因农户不敢流转土地、流转期限短而不敢加大投入，而现在，他期望经营规模达到4000亩的心愿不仅早已达成，今年还获得了2019年度“全国十佳农民”的称号。

　　“地定心方安”。承包地有了“身份证”，土地经营权的放活得以顺利开展。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7235.2万户农户流转了承包地，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5.39亿亩，大大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发展。同样地，土地经营权放活的另一重要形式——承包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也取得了可喜成果。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人大授权的232个试点县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达964亿元，切实缓解了农业生产发展面临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谈起这几年的融资经历，江苏省金湖林云稻麦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张太林感触很深：“过去的融资方式主要是担保，然而担保金额小，而且担保人难找，直到有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我们才有了一条宽松的融资渠道。如今，农场逐渐发展起来，承包农田的规模也由原来的300亩扩大到现在的3000亩。”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化，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创新，近年来，中央大力加强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各地不断创设政策环境，强化服务引导，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为代表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日益壮大、数量快速增长、实力逐渐增强。目前，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20.7万家，到2018年年底，进入农业农村部门家庭农场名录的有60万家，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8.7万家，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1.27亿农户，户年均增收超过3000元。

　　回顾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这两年，我国不仅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领域收获了丰硕成果，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另一大支点。

　　20多年前，付丽霞刚嫁到河南长垣县的云寨村时，街上到处都是泥，基本家家都是破烂屋，她家里三间屋三间漏。如今，楼房林立、道路开阔、花木扶疏……云寨村的三街十二巷，步步入画，处处成景。

　　改变，源于农村宅基地改革。2015年，在国务院批准的33个开展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中，长垣县是河南省的唯一试点。近几年一直朝着“花香云寨”目标奋进的云寨村，抓住全县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机遇，尝试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将阻碍村庄改造发展的废弃宅院予以盘活。

　　经过集中整治，云寨村在退出的宅基地上，兴建了污水处理厂、旅游公厕、党建广场等公共设施。同时，对交过使用费的空闲宅基地，实施“三权分置”改革，村里牵线承包给有意发展农家乐的人，让闲置宅基地活了起来。

　　不同于长垣县的有偿使用模式，同样是首批改革试点县的浙江义乌坑口村，则依托“多规合一”的更新改造，引导每位村民自愿拿出3平方米宅基地，由村集体统筹发展民宿等项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如今，义乌有76个像坑口这样的村，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村集体经济有了源头活水，摘掉“经济薄弱村”帽子的同时，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提升，广大村民成了最终受益者。

　　根据中央明确的时间表，包含宅基地制度改革在内的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将于今年年底结束。33个试点县在过去的四年里，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模式路径，如宁夏平罗的“土地收储+以地养老”，江西余江的“货币补偿+住房优惠”等，为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相关政策理论的创新完善提供了重要依据。

　　如何保障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如何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如何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是新时期党中央一直致力研究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这项事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

　　时至隆冬，云南富民县的气温却不冷不热刚刚好。出了城，沿着盘山公路一直往上，就是罗免镇麻地村。麻地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村，平均海拔在2100米以上，苗族和彝族村民占全村人口的80%，当地上了年纪的人都管村子叫“冷麻地”，意喻着寒冷、贫穷。

　　村党支部书记李自顺，这一年都在忙着一件大事：争取在10月底前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于这项工作，李自顺和村干部们一开始并不太理解。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李自顺成了改革的拥护者。他说，过去，村里有啥资产、有多少钱、收支是啥情况，没人能说得清。改革后，村里资产的底数清了、权属明了，尤其是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成立后，村集体有了“身份证”，能像其他经济实体一样开展经营活动，大伙发展的劲头足了。

　　麻地村只是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从2015年至今，改革试点已经开展了四批，覆盖全国80%左右的县。从清产核资、成员认定、股权量化到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这场涉及2亿多农户、8亿多农民的改革，正在扩面提速、稳妥推进。

　　然而，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何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

　　尽管天气已经变冷，河南济源的花石村依然到处可见游客的身影。廊桥、民俗街、商水湖、桃花源、商山寺等，是游客们赏玩拍照的好地方。“这些设施建设的一部分资金就来自于村里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村支书周全喜说。

　　2015年花石村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投资兴建了南山森林公园滑雪场、水上乐园、梅园等游乐设施，实行集体控股、集体领办，成为村里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村里尝试将村集体资产股权抵押给了济源农商银行，成功拿到了一次性贷款9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投入，为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目前，距离中央要求的2021年基本完成改革的时间已经过半，许多如花石村这样已完成改革的地方，正致力于运用改革成果、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涌现出诸如资源开发、物业租赁、产业带动等多种发展模式，新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正在开创，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不断夯实。

　　从“自治法治德治”到“共建共治共享”：引领乡村社会活力有序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候选名单，记者的微信朋友圈瞬间刷了屏：“乡村治理看‘浙’里”“村里景观设计有我的功劳”“咱书记干得好，各项工作都让人服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变化的欣喜和自豪。

　　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明确了新形势下乡村治理的重点要求和任务，也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从“自治法治德治”到“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结合村情村况，积极探索，涌现出许多可学可鉴的优秀典型。为推广这些好做法好经验，更好地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2019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介了“加强基层党建，完善治理体制”“发挥‘三治’作用，健全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聚焦突出问题，实现治理有效”等四类治理模式20个典型案例。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固本之举。要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就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2019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专门增写“乡村治理”一章，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当前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形势下，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主体作用，基层实践给出了满意答卷。

　　“拆除后的石头都有明确归属”，这是江西余江春涛镇滩头村村小组理事会定下的规矩，第三次启动的宅改，只花一周就完成了。余江区先后有50多位乡亲返乡担任理事长或理事，捐资垫资5500多万元支援家乡建设;2018年，全区146名优秀理事加入党组织，225名进入村“两委”班子，壮大了基层党员干部力量。

　　广东佛山南海区将“组织建在网格上”、陕西汉阴县实行“三线”工作机制、福建泉州罗溪镇搞起党建“同心圆”圆桌会……各地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有效激活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使乡村发展稳定有序。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新的问题，探索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创新乡村治理形式，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在浙江象山，由农民发起的“村民说事”已经走过了十年。

　　这两天，浙江象山泗洲头镇墩岙村党支书鲍英钱很高兴，他从乡贤黄伦祥那得知，村里通过“村民说事”商定的扩大文旅活动中心场地的决议，已报镇里审批，很快就能推进项目。“我当了20年村党支部书记，墩岙的变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鲍英钱很是感慨。

　　村民有事敞开说，把事亮出来;党组织牵头议，把计找出来;党员干部带头，把活干出来;结果大家评，把谱定出来——这是象山县构建“说、议、办、评”制度的完整链条。历经十年探索、总结、提炼，“村民说事”已成为象山探索乡村“三治”融合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余起，矛盾纠纷平均调处率96.1%。2019年，被收录进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殡葬改革和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中的“敏感领域”。在江西横峰县，政府发动农民而非代替农民出谋划策建设美丽家乡，树葬、拆围墙等改善环境、移风易俗的好主意都出自村民，它使得原本难以推进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村民的“土点子”成为“金点子”。

　　村民自治以德治为先、以法治为本，德治与法治如车之两轮，不可偏废。

　　江西全省累计培训出活跃在基层一线的农村“法律明白人”226.3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8.47万件次，引导法律服务5.9万件次;贵州组织起草涵盖建设工程及承揽、农特产品买卖、农村电商发展等方面125种151份合同示范文本，化解坑农害农隐患;广东惠州市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全覆盖，517名村法律顾问对接全市1166个村，协助村委制定、修改和完善村规民约等，把基层民主自治导入法治轨道……

　　法律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在广西，不仅97%的乡镇(街道)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新时代讲习所也“遍地开花”实现全覆盖，德治法治齐头并进;浙江全省已建成1.28万家农村文化礼堂，覆盖了80%以上的农村人口，通过微党课、演讲比赛等活动形式，为村民解疑惑、正风气;河北肥乡区通过制定红白事操办标准、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出台“移风易俗好家庭”成员免费体检等优惠政策，管理和激励并重，移风易俗取得良好效果……各地区因地制宜成立的乡贤参事会、道德评议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载体，唤回了乡土自信，夯实了道德底蕴，为基层治理赢得情感支持、社会认同。

　　浙江通过民情综合信息建设，开通网上网下便民服务平台和代办制度，处理过程网络全留痕，群众办事不出村，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6.4%;上海宝山区的“社区通”网络平台上，居民互动交流6300万余人次，群众点赞1900万余次，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之一;广东从化区的“仁里集”云平台将辖区7类23项日常生活业务和广东政务服务网接入线上，群众可在线查询超过800项服务事项，今年以来落实社区议事涉及资金超过1471万元。

　　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科技赋能是现代乡村治理升级的必由之路。现代化乡村治理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服务意识更强，科技支撑将有效帮助政府由被动、碎片和粗放的服务模式转变为主动、整体和精准的服务模式。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最终目的是要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衡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关乎亿万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落实“四个优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不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和模式。12月9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发布了首批18个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涵盖农村医疗、养老、文化、社会保障、留守儿童、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典型引路、各有侧重，可看、可学、可用，有利于解决乡村居民后顾之忧，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鼓励农民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和积极的面貌参与乡村建设和公共事务决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开展的多种多样的乡村善治实践，充分尊重并保障了乡村居民的根本利益，打通了村庄层面的“人心共同体”，肯定了农民的首创智慧和探索精神，具有广泛的政策向心力和群众基础，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