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握的关系

    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不需要城市的发展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是放慢或者停止城市化进程，而是真正把乡村放在与城市同等地位，更加注重发挥乡村自身的主动性和内在活力，实现与城市在发展上的互惠共生、空间上的共融、要素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上的平等互利、乡村与城市文明的共同发展。我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还远未完成，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带动辐射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才能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规划、协调、战略引导和政策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这方面市场调节是滞后的、失灵的，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边界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不能凭借所掌控资源的优势和垄断权力通过层层下指标、行政命令式方式强行推进乡村振兴，不能以损害乡村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和要素配置市场化为代价来推进乡村振兴。如果把乡村振兴搞成了政府不顾效率、强力推动的行政行为，那么一时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带来的可能是长远后遗症。必须明确，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市场的动力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激发主体、激活要素，才能调动各方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全社会支持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矫正长期以来政府对农业农村的过度干预倾向，减少对微观经营主体的大量投入和决策干预，突破行政主导农村事务的惯性思维，给予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权利和理性选择环境，让市场筛选真正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农村经济主体。

    三是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在政府的倡导和政策的支持下，务必会吸引和集聚多方力量、各种主体、多元化资本进入乡村进行开发建设，这使乡村多功能和资源的开发强度不可避免地会提高，这本身就构成了对资源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巨大压力。如引导不力、监督不到位、管理不善，在经济主体趋利因素作用下，必然会给乡村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构成巨大危害。必须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掠夺式开发”，不是不顾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以城市文明代替乡村文明的“无根开发”，而是以保护乡村资源环境和农耕文化为前提，实现资源持续利用、生态友好、农耕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基础上的有序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树立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文化第一的思想，坚决防止各种力量对资源掠夺式开发而产生的生态问题、防止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蚀。

    四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的转型升级阶段、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的情况下的质量提升阶段、城乡关系从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阶段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仍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下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继续推进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未来乡村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结构，乡村的功能、形态、地位和作用都在发生动态变化。如果不充分考虑和科学预测到这种变化，只顾当前和短期见效，所花费的大量投入若干年后就成为了浪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还在继续发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进城、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还在不断变化下的乡村振兴，所采取的乡村振兴措施不能只顾及当前和短期见效，要在乡村人口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乡村振兴的长远思路和根本路径。由于乡村振兴涉及面广、投资量大、影响深远，在实践中不宜设立过于机械的推进速度指标，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产业建设、村庄整治等方面循序渐进，对于尚未明确或条件不成熟的建设项目可以将空间留出，待条件成熟后再继续建设。

    五是试点与推广的关系。毫无疑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开展乡村振兴试点，但在试点选择时不能只选择容易振兴的乡村或者已经发展得很好再锦上添花的乡村，而是要注重选择衰退得比较突出的乡村或深度贫困地区进行试验。试点不是选择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乡村进行试验，而是需要根据我国不同地区乡村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村庄的特征开展试点试验。同时，乡村振兴试点不是动用所有的行政力量和资源要素在一个点上进行堆积，人为地造出一个没有复制性的样板，而是要注重通过鼓励改革创新激发内生活力，创造出的试点经验成果能够在相似地区具有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另一方面，乡村振兴试点不能长期停留在试点上，而是要把试点的经验成果进行推广辐射到更大的范围，通过以点带面，有序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美丽宜居乡村，探索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乡村振兴之路。